【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狄薇薇】

一个多月以来，围绕传说中的“H-1B”及其他工作签证，特朗普政府已经折腾出了许多舆论风波：

先是鲁比奥下令停止一切卡车司机签证申请；然后9月初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扫荡了佐治亚州现代汽车工厂；9月19至21日又来了著名的“十万美元担保”新政；再之后9月底美国政府提出的“H-1B抽签概率按工资加权调整”新规细则正式发布（公示周期将在11月底到期）；本文截稿前夕的10月8日，顶着美国政府关门，他们又加班出了一个关于免抽H-1B（主要影响博后和外籍大学教授等）的新限制。

这场漫长折腾的各种宣传口径几易其稿，直到10日笔者截稿时还有许多留学生群体关心的细节模糊不清，加上本月初中国的K签证新规突然出圈到美国互联网论坛，关于美国工签的讨论估计还会发酵很长一段时间。

对中国留学生来说，H-1B签证大头还是属于那些已毕业正在OPT实习的大厂IT精英留子、著作等身正在博后工作申请教职的生化环材PhD，以及“四大”或投行对冲基金的富二代数学天才的。笔者只是个初到美国的小透明，而且是汤姆·科顿和坎贝尔特许学莎士比亚的“人滚钱留”型留学生，若真有心毕业后赖在美国长期不归，大概只能指望“婚绿”、或嫁一个H-1B（自己获得H-4配偶身份）之后跟着转婚绿，将来护照贴上H-1B签证的指望约等于零——不过，正因为这样，这些日子里，笔者的心境恬淡如止水。10月初是美国大学的春假，有一周时间，适合思考一些不那么利益相关的、关于“美国工签”的话题。

从卡车司机说起

美国的移民卡车司机现在通常持有H-2B签证，但笔者想拿这个行业作引子。

很多男生可能玩过《美国卡车模拟》这个游戏。笔者今年在美国获得了驾照，由于先前不会开车，担心被莫名其妙吊销美国签证，学车时慕名买了一套，供自己练习克服对上路的恐惧心理。结果发现失算了：这个游戏里压根没有笔者所在的地区，甚至没有美国东海岸。

玩家扮演的卡车司机从加州开始接单，新手出生在美国南方边境最西端的圣迭戈

联想到（导致鲁比奥停发一切卡车司机工签的）在佛罗里达逆行撞死3人的印度锡克司机哈金德·辛格（Harjinder Singh），他本人的合法商业驾照（CDL）颁发于加州，以及他的在美身份（从南方边境走线入美被捕后释放、政治庇护申请提交待决），这个出生点设定简直像一个地狱笑话。

哈金德·辛格这个不懂英语、不会看美国路牌、毫无掉头常识、严重缺乏职业道德和同情心的政庇申请者能获得卡车司机执照，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现实中，根据美国劳工部2024年的估计，从今年起至2034年，美国每年将空缺近24万重卡和拖挂卡车司机——在这个自动化、AI和机器人大发展的时代，作为少数至今仍专属人类、适合低学历壮年男性（MAGA基本盘）、在体力活中薪酬也相对较高的岗位之一，美国卡车司机莫名其妙地处于严重供不应求的状态。

其实，这不过是北美某种常态的缩影罢了。

美国建国的一大特色是，建立上层建筑的族群——新教白人男性，缺乏脚踏实地干苦力活的集体记忆。华盛顿纪念碑、白宫和国会大厦是黑奴修建的；农村的稻米、烟草、棉花和一切经济作物是黑奴种收的；东海岸的铁路（无论南北）主要是自由黑人铺设的；西海岸到中西部的铁路主要是废除奴隶制后从清朝骗来的猪仔苦力们铺设的。

这样的“就业格局”，使得这片土地上一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一批人有条件站在云端、仰望星空，开创了蓬勃发展的美国文明。正如约翰·亚当斯的名言：

“我……研究政治和战争，……我的儿子们……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学、自然史、军舰建造、航海术、商业和农业（笔者注：注意，不是“耕种”），……他们的孩子们……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笔者注：注意，不是“建造”）、雕塑、织艺和陶瓷！”

然而，这导致了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美国文明的核心人群——缺乏“停留在工人农民（注意，是万斯口中的peasants，不是“农场主”farmer）状态”的“自我文化同意”。白人英语中，做工的人自我麻醉为“暂时尴尬的百万富翁”，而别人（包括自由黑人）则视他们为人生失败、只能和黑人抢活儿干的“白垃圾”。白人的好逸恶劳，是西方文明“两希”源头中希腊文化遗传下来的特征：作为多种族的奴隶制城市，社会分工天然带有种族预期。在民间文化视角，主体种族从事采棉花、盖纪念碑、开卡车之类工作，是某种非正常、不如意、往往与有组织犯罪一步之遥的生活形态。

美国历史悠久而高度复杂的汽车文化、公路文化里，从来没有人抒发过类似这样的感情：

“祖国的土地，是多大多辽阔呀！我开着国产汽车，跑得是真快活呀。真想着一转眼，就跑遍了全中国呀；把所有的建设材料，都装上了我的车呀！日夜里，不停车，运粮食啊、运钢铁啊，爬大山、过大河啊；我老头亲自开车，建设咱中国，哟！嘿——嘿！再活上五六十岁，我也不嫌多呀……”

对于“狭义上的美国人”——土生英语白人、尤其早期定居者后代的WASP，只有靠重利引诱、与失败人生的和解，或高度压迫性的社会，才能强迫他们在这类“普通”工作中亲自度过一段时间。

狭义上的美国人，在成功强迫黑奴/“解放”黑奴、华工和墨西哥裔工人劳动的同时，也剥夺了自己在纪念碑、棉花田和铁路等领域的劳动权。由于有色人种劳动力的价格低廉、工作质量好，契约华工、墨西哥季节工和解放黑人很快就垄断了这些行业。

然而，美国将一些自身固有的“苦力”行业包给外人，就意味着这些外人成为了美国自身固有的一部分。1917年前，美国奉行“开放边境”的建国理念，入境无需签证（只需交人头税），“美国人”与“非美国人”的法律界限模糊不清，在后者长期居住、工作和交税时尤其如此。

美国既要坐享有色人种代替“自己人”做工带来的利益，又无法接受这些人必然带来的文化习俗和国家实质人口、语言占比改变，于是爆发了“早期版本”的MAGA运动——以美国南部各州和西南边境、太平洋沿岸各州为代表，1876年后美国南方的重新隔离化、格兰特遣返“远东妓女”（即全部赴美中国女性）的运动，以及加州白人工人的排华运动（最终导致了1882年《排华法案》）等一系列事件，最终摧毁了美国建国时的两种核心价值观——“开放边境”和“无代表不纳税”，将它们变成了抽象的、种族主义化的、被官僚行政手续掩埋的双重标准。

在艾玛·拉萨露写下著名的《新巨人》：“把你的那些人给我吧：/那些穷苦的人，/那些疲惫的人，/那些蜷缩着渴望自由呼吸的人，/那些被你们富饶彼岸抛弃的/无家可归，颠沛流离的人……”时（1883年），从美国法律精神而非白人文化/人脉角度而言，这些诗句已经是假话了。

H-1B对美国的合理性是如何丧失的

1885年，美国颁布了《外国人合同劳工法》。这部法律缺乏落实工具，因此在当时几乎没起到什么用，但它首次在美国联邦层面构建了“外国人就业”这一法律概念，并明确了官方在这一议题上的价值观：

1.在美国居住、就业、纳税的人，不能因之而自然获得代表权（即成为美国公民）；

2.“美国人”（实际上意为早期WASP白人定居者的后裔）拥有工作优先权，但这种优先权低于美国对“具有特殊能力精英外国人”的居留工作权。

具体说，“苦力”外国人的就业应当一律禁止、岗位保留给“美国人”，而可以在美就业的外国人应主要限于两类：

1.“无法在美国境内找到的熟练工人”；

2.“专业演员、艺术家、讲师或巡演歌手”，总之是有一定贵族背景、技术门槛的人才。

这种价值观被美国后来的历次工签立法所继承。

从1917年到1952年，美国的“工签”概念是模糊不清的。1952年颁布的《麦卡伦-沃尔特法案》正式设立了H-1签证，按上述两条原则首次定义了明确的“美国工作签证”概念，今天H-1B签证中的“H-1”名称正是源于这部冗长法律第101章第15节的H条第1款。1990年11月20日，在冷战明显胜负已分的环境下，共和党总统老布什签署新《移民法》，将H-1签证拆分出现在形式的H-1B“特种职业”——“需要学士或更高学位的职业”工作签证。

在这里，很多人可能不禁生出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H-1A”或者“H-1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