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利特尔回忆起在2017年12月与女儿艾丽西亚的一次通话——就发在艾丽西亚被杀害的几分钟之前。
“她在去世前15分钟和我谈过话”，利特尔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
“我问她，还好吗？想让我们过去接你吗？她说，‘不，我有车。妈妈，一切都收拾好了’。”
艾丽西亚·利特尔即将结束一段持续了四年半的虐待关系。
艾丽西亚不仅给她的母亲打了电话，还拨打了警方的紧急热线以寻求帮助，因为她的未婚夫查尔斯·埃文斯在醉酒后暴怒。
艾丽西亚知道她的伴侣会做什么：极端暴力。
埃文斯曾虐待过艾丽西亚，她的母亲向半岛电视台记者讲述了他第一次虐待艾丽西亚的情景。
“当他第一次真正殴打艾丽西亚时，她正在和我讲电话。然后，下一刻，我听到他走过来试图抢她的手机”，利特尔说道。
“我听到她说，‘把你的手从我的喉咙上拿开。我无法呼吸。’然后，下一刻，我就听到他说，‘你死了更好’。”
利特尔讲述她如何拍下了女儿惨痛伤痕的照片。
“她的肋骨断了。颧骨骨折，下巴骨折，眼圈发黑，喉咙周围留下了指印。还有瘀伤，他踢了她一脚，在她侧面留下了脚印。”
就像许多虐待关系一样，艾丽西亚会暂时离开，直到埃文斯承诺改变行为后又会回来。
“这种情况断断续续持续了四年半”，利特尔指出。
“他会打她，她回家后会对我说，‘妈妈，他告诉我他去求助了’。”
然而，暴力行为却愈演愈烈。
在艾丽西亚决定永远离开的那天晚上，埃文斯驾驶着他的四轮驱动汽车冲向她，将她夹在车头与水箱之间。
41岁的艾丽西亚·利特尔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在她报警求助的警察赶到前的几分钟内，她就去世了。
当她奄奄一息时，监控录像显示，凶手在撞倒艾丽西亚后开车去了当地的酒吧喝啤酒。
埃文斯在被捕后，最初被控谋杀，但后来他的罪名被降为危险驾驶致人死亡以及在发生车祸后未能提供援助。
在仅仅两年零8个月后，他就重获自由。
统计数据
艾丽西亚·利特尔只是澳大利亚每年众多被杀害的女性之一。“红心运动”的谢雷尔·穆迪等活动人士认为，这种现象非常普遍，堪称“谋杀女性”(Femicide)，即男性蓄意杀害女性的的行为。
根据官方数据，在2023年至2024年期间，澳大利亚平均每8天就有一名女性被杀害。
记录这些杀戮事件的谢雷尔·穆迪对这些统计数据提出了质疑，并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这些数据并不能反映澳大利亚女性遭受致命袭击的真实规模。
政府数据记录的仅仅是国内的“家庭凶杀案”；凶手在杀害女性后被判谋杀或者过失致人死亡罪。
而在艾丽西亚的案件中，凶手却被判了与机动车违法行为相关的较轻罪名，而在政府报告中，这类案件并不构成“家庭凶杀案”，因此未能在统计数据中得到反映。
穆迪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在澳大利亚，肇事者对女性使用的主要武器之一就是车辆”。
“他们几乎总是被指控危险驾驶致人死亡。这并非凶杀指控。尽管这是家庭暴力行为，是由伴侣实施的家庭暴力行为，但这并不被计算在内。”
穆迪表示，“政府低估了暴力泛滥的现状。最终，他们使用的数字影响了他们的政策。影响了他们的资金决策。影响了他们如何与我们这个社会讨论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
穆迪指出，在2024年1月至今年6月期间，她记录了136起女性被杀事件；其中许多人——例如艾丽西亚·利特尔——都是被她们的伴侣杀害的。“在我记录的死亡案例中，有96%都是由男性实施的。”
她说，“大约60%的死亡是由家庭暴力造成的”。
虽然人们更多地关注女性在公共场所的安全——例如在晚上独自回家，但穆迪表示，对女性而言，最不安全的地方实际上是自己的家里。
她说，“现实情况是，如果你会被杀害，那么无论你的身份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你很可能都是被你认识的人杀死的。”
数据显示，只有大约10%的女性受害者是被陌生人杀害的——这些死亡事件经常被媒体制作成耸人听闻的报道，并引发公众针对女性安全的争论。
穆迪指出，“是的，陌生人杀人事件确实会发生，而且一旦发生，就会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就让人们对施暴者的身份产生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
澳大利亚的男性暴力
旨在防止针对女性暴力行为的国家工作小组“我们的观察”（Our Watch）的首席执行官帕蒂·金纳斯利表示，针对女性的袭击是“更广泛的性别暴力和不平等模式中最极端的结果”。
金纳斯利说道，“当我们提到暴力的性别驱动因素时，我们所指的是造成这种暴力行为发生的社会条件和权力不平衡”。
她指出，“这些因素包括纵容或原谅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男性掌控决策、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和主流的男性气质，以及助长对女性的攻击性和不尊重的男性同侪关系。”
“解决性别驱动因素至关重要，因为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并非随机发生；它反映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规范。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些根本原因，就无法实现长期预防”，她这样补充道。
作者阿拉娜·派珀与安娜·史蒂文森写道，男性暴力的模式深深植根于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在殖民历史中，男性被告知他们需要身心强健，这使得男性的攻击性行为正常化。
二者写道：“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在澳大利亚殖民地的欧洲人口中，男性的数量远远超过女性。这就催生了一种将超级男性气质视为民族理想的文化。”
殖民时期男性的侵略性也导致了边疆时期针对土著妇女实施的极端暴力，包括强奸和屠杀。
在20世纪，厌女症和种族主义也在澳大利亚议会中得到宣扬，当时，立法者精心制定的同化法律旨在控制原住民妇女的生活，并将她们的孩子带走——这被称为“被偷走的一代”。
在1910年至1970年期间，作为政府一系列政策的内容之一，多达三分之一的原住民儿童被带离家庭，从而导致了广泛的文化灭绝和代际社会冲突、经济和健康差距。
活动人士表示，殖民时期的种族主义和歧视遗留问题仍然显现在原住民如今所经历的巨大社会经济不平等中，包括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
最近的政府数据显示，在澳大利亚，原住民女性因暴力入院的可能性是非原住民女性的34倍，其死于家庭暴力的可能性是非原住民女性的6倍。
“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女性是澳大利亚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杀人案的高风险群体之一”，反对家庭暴力倡导者运动(FNAAFV)的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坦斯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斯坦斯指出，“这些过高的比率是历史不公和持续的系统性失衡造成的”，包括原住民社区被迫流离失所、儿童被带走以及家庭结构的破裂。
她还指出，“许多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饱受机构虐待、监禁和边缘化造成的多代际创伤的影响。如果这些创伤得不到解决，支持服务不足或者存在文化上的不安全，那么包括人际关系中发生的暴力行为的风险就会相应增加。”
原住民女性也是澳大利亚增长最快的监狱群体之一。
尽管原住民女性仅占成年女性人口的2.5%，但在监狱内，在每10名女性中就有4名是原住民女性。
斯坦斯表示，家庭暴力与监禁之间存在关联。
她认为，“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遭受的过度监禁与我们社区高发的家庭暴力之间存在着明显且有据可查的关系。”
“父母和照护者因监禁而被迫离开家庭，从而增加了儿童保护介入、住房不稳定和代际创伤的可能性，所有这些都是家庭暴力实施和受害的风险因素。”
“有毒文化”
虽然澳大利亚是最早赋予女性投票权的西方国家之一，但其根深蒂固的不平等现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存在——女性被排除在公共和公民生活的大部分领域之外，包括在政府部门的就业和担任陪审员的权利，而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活动人士表示，这种被排除在权威职位（包括司法系统）之外的情况，滋生了一种“受害者有罪”的文化，尤其是在家庭暴力和性侵犯案件中。
人们没有追究男性施暴者的责任，也没有解决暴力问题，而是把焦点放在了女性受害者的行为上：她们当时的穿着、去过的地方以及之前的性经历，并以此作为追究性别暴力受害者责任的依据。
19岁的墨尔本女子伊斯拉·贝尔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警方称，她于2024年10月被殴打致死。
媒体对伊斯拉之死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她的个人生活上，并且提供了有关她死亡的详细画面，但却很少关注被控谋杀伊斯拉的两名男子。
伊斯拉的母亲贾斯汀·斯波克斯表示，这些报道“读起来很虐心”。
“报道我女儿被谋杀的方式凸显了澳大利亚普遍存在的系统性有毒文化”，斯波克斯还描述了围绕其女儿被害事件的“受害者有罪叙事”。
她补充道，“这些报道的写法非常带有偏见，让人感觉非常不尊重，并带有贬低和不人道的色彩”，她还表示，社会已经对澳大利亚男性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变得麻木不仁。
“这种行为已经变得如此正常化，但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创伤的表现，以至于我们对之感到麻木。这种行为已经普遍存在了那么长的时间。如果这就是澳大利亚的主流心态，那就真是太危险了。”
她补充道，“我真的认为，这种普遍存在的、有害的厌女文化，肯定已经被写进了我们的法律。它非常具有殖民色彩。”
由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领导的政府致力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解决针对妇女的暴力问题，这是一项雄心勃勃的任务。
该国社会服务部一位发言人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政府已经投入了40亿澳元（约合25.9亿美元），用于实施《2022-2032年消除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的国家计划》。
这位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承认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行为严重存在，包括亲密伴侣杀人案件。”
这位发言人补充道，“对澳大利亚政府而言，消除性别暴力仍然是一个国家优先事项。我们致力于在一代人的时间内终结性别暴力，但这并非一劳永逸的事情，我们正在严格追踪、衡量和评估我们的努力，并将在必要时做出改变”。
然而，对于女儿艾丽西亚·利特尔在2017年被杀害的李·利特尔来说，他们做得还不够。李·利特尔认为，她女儿的案件没有得到正义，并称凶手被轻判的结果“令人心碎”。
利特尔目前正在呼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家庭暴力数据库，以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并允许女性获取有关先前定罪的信息。
“我们一家人都希望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库，因为目前在澳大利亚的任何地方，肇事者都可能在一个州犯罪，然后再搬往另一个州，而且“他们在新的地方不会被视为罪犯”。
利特尔表示，公开透明的犯罪前科记录可以从一开始就保护女性免于陷入潜在的虐待关系。
然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尚未建立这样的数据库，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各州司法管辖权的复杂性。
澳大利亚联邦总检察长办公室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家庭暴力和刑事案件的主要责任在于各州和领地，每个州和领地都管理着自己的执法和司法系统”。
“建立一个可供公众查阅的家庭暴力施暴者全国登记册，只有在州和领地政府的支持下才能实施，因为他们负责管理必要的数据和立法。”
尽管法律在表面上不容妥协，但利特尔仍然致力于在任何她看到的地方，呼吁谴责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
她说，“我曾经去过超市，那里发生过虐待行为，我为之挺身而出”。
她补充道，“我会为艾丽西亚和国家数据库发声，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